“这颗是牛郎星、那颗是织女星，他们隔着银河配资114查询，每年七夕才能见面……那些一闪一闪的，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。”
很多年后邓玉平才明白，那一晚父亲邓志云摇着扇子种进她心里的，不只是故事，更是一颗要在长征路上走一辈子的种子。
今年开春，这颗种子在贵州石阡的山间发了新芽——邓玉平到困牛山红军学校，再赴石阡甘溪红军小学，给娃娃们上开学第一课，讲长征路上的“红小鬼”……
这条路，邓玉平还没有走完，即将年满70的她，不久后又将向“过草地”发起挑战。
一
退休前，邓玉平是一名历史教师。
她在南京长大。那是一座同样刻满战争记忆的城市，街巷里住满了老兵。父亲工作的厂里，厂长是老红军，看着他们姐弟长大，给他们讲故事。
厂里流传着关于父亲的无数细节——下棋没有人能赢他，乒乓球打得好，钓鱼技术超高。她也记得，家里吃鱼永远只有一条。父亲钓四条鱼，就叫她楼上楼下送三家，自己家留一条。走在街头，一看到有人推板车，父亲就冲上去帮忙。一手牵孩子，另一只手搭在板车后面使劲推。
父亲12岁在四川江油老家参加红四方面军，那是1935年。嘉陵江的水流湍急，一个12岁的孩子，个头没有枪高，跟着队伍向西挺进。因为出了一个红军，家里很多人都受了牵连。邓玉平后来才知道，在当年的苏区，这并非个例——千千万万的家庭，就这样被历史的车轮碾过，连名字都没留下。
父亲很少说这些。他脸上永远挂着微笑，最高兴的时候，是从外面做完长征讲座回来——邓玉平能感受到，因为家里会烧肉吃。父亲攒了一摞红领巾、好几本笔记本，都是去学校给孩子们讲长征时拿到的纪念品。
1991年，邓志云去世了。邓玉平觉得，父亲走得不突然，可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。
二
她学历史、教历史，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。可她心里明白，如果自己不走一遍父亲走过的路，她永远是课本里那两页纸的“搬运工”。
2004年，她决定一个人走。出发前三个月，她每天坚持步行一个多小时上下班，锻炼体能。她知道自己的身体不算好，可她不知道前方等着她的，是比这些病痛更危险的未知。
那年夏天，她从上海出发，沿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，第一次重走长征路。
第一站，是父亲的老家四川江油——李白故里，涪江边的青莲镇。她在父亲长大的地方站了很久，想象那个12岁的男孩怎样从这片土地上离开。然后她一路西进，最后到达延安。
2012年7月，邓玉平第三次穿越松潘草地的经历让她终生难忘。
七月的草地，远看是漫天花海，近看处处陷阱。她的脚刚踩下去，泥浆就没过了膝盖。队友们七手八脚把她拽出来，可一松手，她又陷进去了。“你们先走，我在后面慢慢跟。”她说了好几遍，没人听她的，“不丢下一个战友”，亦是先辈的坚守。
草地上到处都是河，宽到无法跨越。邓玉平以前读红军回忆录，总是不理解“过河淹死了人”是什么意思——草地怎么会有河？现在她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，浑身发抖，终于懂了。
邓玉平全身湿透，体温在流失，意识也开始模糊。
没过多久，藏族同胞来救援他们了，邓玉平被抬上了马背，走出困境。
那一年，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六周年。她走过的那片草地，当年右路军的将士们走了整整七天。而她只走了一天，就几乎把命丢在了那里。
三
走出草地，邓玉平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找地方吃饭，而是打开背包。
那个暗青色双肩包跟了她十几年，被汗水、雨水、泪水反复浸透。她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面叠得方方正正的红旗。展开来，旗面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——有的工整，有的歪斜，有的笔画颤抖得像风中的树枝。
这是她的宝贝。
从2004年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开始，这面旗就躺在她的行囊里。每见到一位老红军，她都会把旗展开，请对方在旗上留下名字。二十多年过去，旗上已经有了三百多位老红军的签名。最年长的108岁，“年轻”的89岁。有的签在旗角，有的签在旗心——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活着的历史。
2006年秋天，邓玉平在南京找到一位叫胡大祥的老红军。老人躺在重症监护室里，身上插满了管子。邓玉平隔着病床轻轻喊了声“红军爸爸”，老人慢慢睁开眼睛，看了她一眼，嘴唇动了动。她拿出红旗，弯下腰，把笔递到老人手里。胡大祥的手在抖，一笔一画，颤颤巍巍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那天夜里，胡大祥走了。
他的女儿后来给邓玉平发来邮件：“这是我父亲的绝笔。谢谢你，做了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。”
邓玉平捧着手机哭了很久。她后来常常想，也许老人一直在等——等一个能把名字留在红旗上的人，等一个能把他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的人。
红旗上的名字，有时还会“说话”。有一年，邓玉平带着旗子去拜访一位老红军。他接过旗，忽然指着其中一个名字叫起来：“我们一个连的！”
两个七十多年没见的老战友，名字在红旗上重逢了！
类似的场景发生过很多次。老红军们看到熟悉的名字，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。他们絮絮叨叨地讲起当年的往事——谁在雪山脚下分过一碗青稞，谁在草地上拉过谁一把……邓玉平在旁边听着，一笔一笔记下来。她知道，这些故事如果不记，就真的会被风刮走了。
邓玉平说，从2004年到今天，旗上的名字是多了，但能够在旗上签名的人却越来越少了。这面旗，渐渐成为一部活着的名册。名册上的人，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。可他们的名字留在旗帜上，像当年长征路上的脚印，镌刻在大地上。
四
邓玉平早就退休了。可她站过的讲台，比退休前更多。
她为各地各界作长征主题讲座400余场，她写的《长征路上血脉情》一文，还被编入《大学语文》教材，成为一届又一届大学生的必读篇目。
她带着学生一起给老红军写信。一百多封信寄出去，大多都收到了回信。有一位老红军叫田震，回信写了14页，九十多岁的人了，自己坐公交车到邮局去寄。
她带着学生们，连续七年元旦去拜访老红军。孩子们用稚嫩的手触摸老红军身上的伤口，回来写心得体会，说“这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爷爷们用命拼出来的”。
2026年，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。
她又去给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。她站在讲台上，戴着红军帽，拿着那面签满名字的红旗。她讲了一个叫钟明的老红军的故事：三发子弹打一仗，打一枪，往前冲，接近敌人时再打一枪，然后就是肉搏；讲了一个叫王泉媛的女红军故事，她曾不幸被俘，身陷囹圄，但一辈子坚定跟党走……
课后，有一个孩子跑过来拉着她的手：“邓老师，你下次还来吗？”
事实上，从2004年到现在，邓玉平已经走了十五次长征路，有统计的行程超过十万两千公里。她拜访过三百多位老红军配资114查询，留下了无数录像、照片、日记和那面签满名字的红旗。不少老人握住邓玉平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你要把长征的故事一直讲下去，讲给所有人听。” 据新民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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